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坚持了几十年的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逐步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替代，农民摆脱了集体劳动的禁锢，成了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自由劳动者。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在城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可以在城镇落户，由此开启了农村人口流动的闸门，人口流动数量迅速高涨。20世纪90年代以后，加快了户籍制度改革，国家逐渐允许农民在中小城市里定居。同时，国家出台了多项户籍改革办法，鼓励农村人口向小城镇流动。地方各级政府也制定了一些户籍制度改革的新政策，如“蓝印户口”，取消“农转非”指标，对高质量的人才流动采取放宽政策等。进入21世纪，国家又逐步取消一些针对流动人口的不合理制度，如收费制度、遣送制度等，并不断推动与之配套的保障、住房、教育等政策的改革。这些制度性改革，不但为人口流动提供了体制保障，而且降低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和寻找工作的成本与风险。

　　我国虽然实施了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人口仍高达1300万。而农村土地资源有限，不会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多。相反，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耕地还将继续减少。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显示，从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七年减少了一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这样一来，便在……土地管理的过程。以江苏省为例，全省人均耕地已不足0.9亩，全省4000多万……一年中均有一半时间……。据统计，中国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直达3亿，人地紧张关系十分突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重生产……”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入，与城镇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发展迅速。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以上海为例，随着长三角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特别是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大量境内外资本涌入上海，促进了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由此形成巨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上海自1964年起在全国率先实行计划生育，70年代末又率先实行一孩化政策，使上海成为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城市。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982—1990 年期间，上海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从 66.16%下降到63.19%。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市劳动力适龄人口增加了291.20万，增长34.12%，达到1143.32万，占总人口的比重增至69.17%。基于上海户籍人口负增长的背景，适龄劳动力人口增量的形成主要来自于流动人口的补充，从劳动力市场角度看，风险较高的建筑业、收入较低的制造业、住宿条件较差的餐饮业、工作时间较长的批发零售业等低级劳动力市场，本场劳动人口不愿进入，需要由外来劳动力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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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收入差距从1994年开始出现了下降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居是可支配收入这一指标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指标并无完全可比性。前者往往由于一些不计作收入的如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待遇而使数据被高估；而后者则往往由于一些自产自用的农副产品也被作价计入了纯收入而使数量被高估，如果将两者调整到完全可比状，则差距会更大，据专家测算，若按可技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约为3∶1，若只考虑货币收入，差距扩大为4∶1，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5~6∶1。清华[微博]大学[微博]李强教授的一项调查显示，90.1%的农民进城务工后年收入比在家乡时有了明显上升，平均比进城前多收入8738.3元，其中，约20%的人高出10000元以上，52.4%的人高出5000元及以上。